女力崛起？從性別觀點看社會變遷下的女性角色
作者:洪惠芬/聯合勸募審查委員、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約從去年開始，「女力崛起」一詞反覆出現在報章雜誌與電子媒體。時機正逢我國出現第一位生理女性的總統。事實上，不只台灣有女總統，德國總理梅克爾已經縱橫德國政壇多年、對歐盟運作擁有關鍵影響力；英國脫歐公投後，接手的保守黨首相梅伊也是女性；去年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前第一夫人也曾擔任過國務卿的希拉蕊代表民主黨參加大選，成為首位由美國主要政黨提名的女性總統候選人。長久以來，政治與經濟權力一直掌握在少數男性菁英手中。當有越來越多女人突破職涯發展的「玻璃天花板」，在政治領域或企業組織中取得跟男性平起平坐的權力，無論整個社會是否因為女性的掌權而變得不一樣，女性菁英的崛起確實代表著女人性別地位的躍升。
女性菁英的崛起代表女力崛起嗎？
然而，女人「內部」並非完全同質。這社會不是只有「性別」一種社會分野；「階級」、「族群」、「性傾向」、「年齡」以及「障礙」也都是重要的社會分野。不同分野之間存在所謂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同為女性，不同階級、族群、性傾向的女人利益並不一致、甚至可能相互衝突。就交織性的角度，菁英女性在各行各業的發光發熱，雖然是婦運團體多年來推動的性別平等措施的成就之一；然而菁英女性畢竟佔女性整體人口的少數，而且所擁有的資源也相對豐富，將這些少數優勢女性的崛起視作整體女性力量的擡升，顯然過份簡化性別不平等問題。簡言之，在檢視女性角色的變遷與進展，只著眼於菁英女性的地位並不足夠。
倘若不聚焦在菁英女性而放眼女性整體，那麼台灣女性這幾年來的地位是否越來越好？工作投入與工作成就攸關一個人的經濟地位；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地位又與其他重要的生活機會緊密關聯。女性總體的勞動市場參與狀況，顯然是瞭解台灣女性地位進展的重要指標。就「長期趨勢」而言，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在1983年首度突破40%，之後就呈現緩慢而穩定的成長，過了近30年，才在2012年時突破50%，去年(2016年)為50.8%。然而，就「相對」的標準而言，這個數字跟男性整體的勞動參與率67.05%相比，仍有一段距離。不過由於男性勞參率因教育年限延長與提早退休而持續下滑，長期而言兩性之間的差距的確逐漸縮小。此外就跨國比較而言，台灣女性的勞參率過去一直屈居東亞新興工業國家之末，但這幾年已經超越日本、並逐漸追上韓國，但是距離北歐國家約70%的標準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這當中年輕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起整體女性有更鉅幅的成長。2016年有偶婦女勞參率為48.30%，表面上看起來較未婚女性62.44%低。但而若把年齡考量進來，25至44歲有偶婦女勞動參與率竟高達70.36%。即便是育有未滿六歲子女的有偶婦女，其勞參率也有64%，而且過去二十年間這個群體的勞參率成長幅度超過15%，遠遠高於整體女性的增加速度。
在過往「男性養家，女性照顧」的性別角色規範底下，女性在步入婚姻及為人母後，總被期待要離開職場，專心待在家裡照顧老小。因此年輕世代有偶婦女勞動參率鉅幅成長意味著：新一輩的女性擁有更多的機會擺脫掉傳統性別規範的束縛，而更自主地安排自己的人生。歐洲重量級的社會政策學者Esping-Andersen將已婚與育兒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趨勢稱作「女性生命歷程的男性化」(the masculinization of female life course)：隨著婚姻與育兒對女性投入職場的阻力逐漸下滑，女性的職涯發展歷程將變得跟多數男性一樣，不再反覆進出工作。
女性角色正在轉變，但未竟其功！
從女性勞參與率與有偶婦女勞參與的變化，我們的確可以說：女人的性別角色正在轉變中。年輕世代當中夫妻共同養家的分工安排，已經逐漸取代丈夫單獨養家的分工模式。然而，這樣的轉變並非均質。婚姻與育兒對工作構成的阻力，作用在不同階級的女性身上的強度，存在很大的落差。
因為對整個家、及女性本人而言，購買家庭「外」照顧服務的費用，就是女性外出工作的「機會成本」。倘若照顧服務的支出超過女性的工作所得，繼續留在職場，對家庭與女性而言，就成了經濟上不划算的選項。菁英女性充足的薪資能力，讓她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市場上選購到符合她們家庭需求的照顧服務。相對照下，中下階級女性受限於人力資本，即便外出工作，不高的薪資水準會嚴重地侷限她們對照顧服務的購買能力。倘若找不到價格合理且品質值得信任的照顧服務，她們最後只能放棄外出工作的機會，回歸家庭照顧者的角色。事實上如果檢視台灣有偶婦女的勞參率，就會發現不同教育程度者相差甚大：以2016年的數據為例，大專及以上程度者有59.75%，但國中及以下程度者只有29.05%。
而且，對這些沒那麼優勢女性來說，工作並不純粹是自我實現與經濟自主的議題。事實上在女性生命歷程男性化的同時，男性生命歷程也有女性化的趨勢。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變遷讓男性面臨更高的失業風險，人力資本低的男性，風險尤其高，他們在失業後也更難返回勞動市場。中下階級男性的生命歷程不再是退休前都穩定地停留在職場，而是像過去的女性一樣，會反反覆覆地進出勞動市場。1980年代的全球經濟變遷，導致中下階級男性的養家能力集體衰退。這使得許多中下階級家庭的女性即使沒有意願，也必須投入職場，和丈夫一起分擔養家責任。對這些必須倚靠兩份以上的微薄薪資才能勉強維生的家庭，在沒有退路的情況下，很可能採取對被照顧者利益造成嚴重傷害的照顧安排。例如，選擇便宜但可能未立案的照顧機構，或者將被照顧者委由不適任的人照顧，甚至讓他們獨留家中。
另一方面，女性即便承擔得起外出工作購買照顧服務的機會成本，她們在「質」上面與男性整體的勞動市場表現依舊存在不小的落差。首先，比起男性，女性更容易採取相對彈性、但卻不穩定的就業型態。台灣部分工時就業型態雖沒歐洲普及，但根據2016年主計處的人力運用調查，女性從事「部分工時、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占女性就業者的7.52%，略高於男性的6.65%。值得注意是，同份調查也顯示女性採取彈性的就業模式的原因，跟男性存在很大的差別：女性「利用家事之餘」從事該類工作的比例高達12.13%，但男性只有0.29%。兩者相差之大，反映了：女性在勞動市場的表現仍無法擺脫家庭照顧責任的影響。這跟歐盟的研究結果相呼應。就業女性之所以偏好部分工時或臨時性的工作，主要是基於這類工作的彈性工時安排較能配合被照顧者的作息，方便她們同時顧及工作與家庭照顧兩種角色要求。
其次，女性與男性薪資差距雖然逐年縮小，但仍存在落差，2016年兩者之間的距離是14%。性別薪資差距的原因除了上述就業型態、以及現在依然存在不少企業內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潛規定；最棘手的因素莫過於職場上的性別隔離現象。長期以來，台灣女性與男性集中在不同部門工作。中小學教師、護士以及社工都是典型的「女性工作」，而竹科或南科的電腦工程師則是所謂的「男性工作」。勞動市場的性別隔離除了跟性別社會化有關外，女性長期被賦予的家庭照顧責任也是關鍵因素。「女性工作」除了跟我們社會所謂的「女性特質」高度相關外，一般來說它所在的部門也多屬非競爭性的軟性經濟部門。這樣的工作由於工作組織對利潤追求的壓力較低，比起競爭性部門，更能包容家庭照顧責任對受僱者工作的影響。比方說，我們可以想像：竹科工程師申請育嬰假的困難度應該比中小學老師高上許多。雖然育嬰假是性別工作平等法賦予勞工的法定權益，但是在競爭激烈的就業部門，雇主與同事對於申請休假的當事人不見得能給予足夠的同理，讓受僱者毫無顧忌地放假。女性如果在工作之後仍舊得分身兼顧家庭照顧工作，對她們而言，女性高度集中的非競爭性軟性就業部門顯然是比較安全的選項。
然而，這種安全選項並非沒代價。因為利潤低，進入門檻也較低，因此這類工作的升遷管道通常比較短，平均薪資也較低。換言之，女性其實是用自己日後的經濟利益，來解決就業後工作與家庭照顧的兩難。
家庭照顧責任的集體分擔是關鍵！
美國社會學家Hochschild認為1980年代以後各工業化國家已婚與育兒女性陸續參與勞動市場的社會變遷是一種性別角色革命。因為它象徵著：工業革命後被建構出來的那套「男性養家與女性照顧」的性別角色規範正在崩解。然而Hochschild也承認這場革命未竟其功：轉變最大的是「男性養家」的部分，但｢女性照顧」的部分卻改變得很緩慢，幾近停滯。女人並沒有因為進入養家與工作的角色，就卸下照顧者角色。革命未竟其功的原因，跟整個社會至今尚未建立一套新的家庭照顧責任分配機制有關。
不只台灣，包括臨近的日韓、甚至歐陸國家，多數國家對於女性外出工作後留下來的家庭照顧任務，依舊缺乏有效的政策回應。當政府回應不足時，個別家庭只能各憑本事。對經濟條件足夠的家庭，市場上各種定價、品質參差不齊的照顧服務商品就成了最便捷的出路。但對那些經濟條件不足的家庭，在買不起照顧服務的限制下，經常只能被迫採取犧牲家中女性及被照顧者利益的安排。這種由家庭各憑本事、由市場主導的回應方式並不符合公平正義。因為它不只侷限女性—尤其是弱勢女性—追求經濟自主的可能性，它也將被照顧者作為「人」的基本福祉取決於他出身的「階級」。
*本專欄提供專家及實務工作者反映觀點意見，不代表本會立場。